欢迎光临
我们一直在努力

【蓬国评论】拒填身份证号的王主任,还记得自己的身份吗?

李 蓬国阅读(217)

1月14日,大连纪检监察通报:1月13日晚,网络传出我市金普新区一女子进小区拒不配合志愿者登记并给社区卢书记打电话要求放行的视频。经查,该女子为金普新区友谊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王琛明,卢书记为金普新区友谊街道康乐社区党委副书记卢宪宝,网络反映问题属实。2021年1月14日,王琛明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职处理,卢宪宝受到党内警告处分。(1月15日《环球时报》)

“大连卢书记”上热搜仅一天就被处分,闯卡找卢书记放行的街道王副主任更是被免职,由此可见,网络曝光、舆论倒逼有时确实能起到立竿见影的奇效。可是,如果此事没有在网络上曝光且引发热议,形成巨大舆论压力,王副主任和卢书记还会一样受到快速和严肃的处理吗?我以为未必。

身为街道办领导,王副主任为何在进入小区时不服从防疫规定,拒不登记身份证号呢?是因为没带身份证还是忘记身份证号码了?当然不是,她并没有这么健忘,她时刻记着自己的“身份”——当官的。她以为自己是“当官的”,就可以搞特殊。虽然填报身份证号不用一分钟,但她觉得不爽,就是不想填,非要找下属——社区卢书记走后门,以显示她的领导地位和尊贵身份。

通报称,当天晚上,王副主任“在结束疫情防控工作后返回居住地友谊街道华夏金城小区”。刚参加完疫情防控返回小区,就忘记疫情防控规定了?当然不可能,否则早就忘记自己姓甚名谁,更别说身份证号码了。她只是觉得疫情防控规定是用来规范别人,她是领导,可以搞特殊。我们不必化作她肚子里的蛔虫,就能猜透她的心理:当官的要是跟平头老百姓一样守规矩,那当官还有什么优越感?

更加讽刺的是,王副主任还是“街道分管疫情防控工作的领导干部”,而且不久前在会议上强调要进一步细化疫情防控措施,并要求志愿者以实事求是的原则做好出勤记录工作。

既然自己分管疫情防控工作,亲自要求落实疫情防控规定,岂有带头违反规定的道理?“严于律人,宽以待己”,说一套做一套,台上一套台下一套,当面一套背面一套,这难道不是“两面人”的表现吗?

仅仅因为不登记身份证号码,街道办王副主任就被免职,丢了“身份”,实在可惜。如果她事先知道会有这样的后果,当然不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可是,她之所以犯这样的错误,必然是惯性使然,才会无所顾忌。在她那里,权力不是意味着责任,也不是意味着表率,而是意味着搞特殊,以显示其高人一等的身份。这种错位的“身份观”、特权观,才是其嚣张跋扈、不守规定的思想根源。

作为王副主任的下属,社区卢书记有点冤,因为“官大一级压死人”。在更大的权力面前,他放弃了原则,打招呼叫志愿者给王副主任放行。可是,万万想不到的是,志愿者居然不“懂事”,没有按领导的要求去做,反而“正面刚”,直接回怼:“是不是以后都简单登记一下就行啊?我管她是谁,她凭什么不写?那以后这工作我们没法干了。”

这位敢于坚持原则、回怼社区书记的志愿者,在事后接受采访时表示:“当时挺气愤的,如果都搞特殊化不用登记,我们志愿者就没有意义了。”这位志愿者虽然没有像王副主任、卢书记一样的高职务,但能够牢记自己的志愿者身份,能够坚守岗位和坚持原则,值得点赞。在他面前,王副主任、卢书记应该钦佩和汗颜才对,又怎能明知故犯,以权压人呢?

王副主任、卢书记虽然能够时刻记住自己的身份是领导干部,却忘记了领导干部的责任是以身作则,模范遵守原则和规定。耍特权、打招呼、走后门、个人凌驾于原则和规定之上,对他们来说不可能恰巧是第一次,只是没想到这一次居然被怼而且传到了网络上。

虽然在舆论倒逼之下,王副主任、卢书记受到了处分,但由此可见特权思想、特权行为、特权现象以及错误的“身份观”,在一些地方的领导干部身上,仍然普遍且顽固地存在。相对来说,这种身份错位、特权病毒的危害比新冠病毒更大、更持久,亟待矫正和医治。(文/李蓬国)

欢迎关注公众号“李蓬国评论”。

【蓬国评论】外卖员送餐时猝死,“无劳动关系”岂成平台免责金牌

李 蓬国阅读(218)

半个月前,43岁的饿了么骑手韩某伟在配送了33单外卖后,倒在了第34单外卖配送途中。经警方调查,韩某伟系猝死。其家属在追究其工伤保险责任由谁承担时,被饿了么告知,韩某伟与平台并无任何关系,平台出于人道主义,愿给家属提供2000元,其他则以保险公司理赔为主。饿了么网上订餐平台隶属于上海拉扎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蜂鸟配送”则是该公司旗下的送餐平台。在《蜂鸟众包用户协议》里,有一项特别提示,明确表示蜂鸟众包仅提供信息撮合服务,用户与蜂鸟众包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劳动/雇佣关系。(1月6日红星新闻)

饿了么外卖骑手送餐时猝死,饿了么却表示外卖员与平台无任何关系,平台出于“人道主义”给2000元。我以为,饿了么如此无情甩锅,既不人道,也不厚道,“无劳动关系”更不能成为外卖平台的免责金牌。

去年9月,《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一文引发热议,文章指出:由于规定的配送时间越来越短,外卖骑手也越来越难,不得不超速、闯红灯、逆行,外卖员遭遇交通事故的数量急剧上升。因为在系统的设置中,配送时间是最重要的指标,而超时是不被允许的,一旦发生,便意味着差评、收入降低,甚至被淘汰。

饿了么、美团等外卖平台,主要靠从外卖骑手的辛苦钱中“抽水”获取利润,为了尽可能多地赚取利润,制定各种苛刻的规则,特别是不断压缩配送时间,让广大外卖员不得不超速、闯红灯。饿了么靠骑手拼命送餐来赚钱,骑手出了工伤事故,它却说“无劳动关系”,甚至“无任何关系”,还能更无耻吗?

外卖平台靠骑手的劳动获取利润,虽然二者并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但也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这是无法抵赖的。饿了么外卖骑手穿着饿了么的衣服穿街走巷送餐,接受饿了么送餐平台的派单和严格的奖惩制度考核,虽然二者关系有别于传统的劳动关系,但在本质上并无区别。这就好比农民工在建筑工地干活,就算没有与包工头签订合同,也不能否定其劳动关系的真实存在。

2017年年底,美团技术团队在一篇介绍智能配送系统优化升级的文章指出,优化算法让平台降低了19%的运力损耗,过去5个骑手能送的餐,现在4个骑手就能送了。最后,成本作为文章的结语出现,效率、体验和成本,将成为平台追求的核心指标。

由此可见,外卖平台主要靠压减配送时间、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来赚取利润的,饿了么所谓“仅提供信息撮合服务”纯属无稽之谈,也与饿了么抽取外卖提成、为外卖员发放资金奖励、对外卖员进行严格管理和考核的事实不符。

退一步来说,即便二者之间不能理解为劳动关系,至少可以认为是雇佣关系。雇佣关系是指受雇人向雇佣人提供劳务,雇佣人支付相应报酬形成权利义务关系。雇员在完成雇主所交付的工作任务中,使自己遭受损害,雇主需要承担民事责任。也就是说,外卖平台的骑手在送餐时猝死,平台必须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无论二者究竟是劳动关系还是雇佣关系。

但在现实中,类似韩某伟这样的骑手送餐途中猝死的事件还有多起,且多数因与平台无劳动关系而未获得赔偿。2019年1月,西安曾发生一起美团骑手送餐途中猝死事件。法院裁定,送餐平台只是信息发布服务平台,不参与实际商业行为和交易行为,并非劳务用工的主体,亦非劳务报酬的支付方,在平台上注册并进行交易的商家和消费者才是实际的劳务用工方及劳务报酬支付方。

近年来,餐饮外卖行业发展迅猛,2019年产业规模已达6536亿元,外卖员总数已突破700万人。2020年2月,“网约配送员”正式成为新职业,纳入国家职业分类目录。外卖行业作为新业态,其实已经日渐成为“新常态”,劳动主管部门应该与时俱进,对该行业的劳动关系进行规范管理,不能一直把它作为特殊情况来看待,不能一直让“无劳动关系”成为外卖平台的免责金牌,否则,何以维护数量如此庞大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文/李蓬国)

【蓬国评论】艾滋病人强奸15岁智障少女,岂能“坦白从宽”?

李 蓬国阅读(206)

近日,一份“艾滋病人强奸15岁少女获刑5年”的刑事判决书内容被上传网络后引发公众关注——去年5月,广西河池市艾滋病人袁某雷,在明知自己患有艾滋病的情况下,强奸了一名患有轻度精神发育迟滞、无防卫能力的15岁少女。去年9月25日,河池市都安县法院判决袁某雷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1月5日上观新闻)

“艾滋病人强奸15岁少女获刑5年”事件引起广泛质疑。我以为,无论是从朴素正义还是法律规定看,该案都是一起糊涂案,应该尽快得到纠正。

地球人都知道,强奸是一种严重侵犯他人身体、人格的犯罪行为,应该严惩犯罪分子以伸张正义。我国《刑法》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强奸犯的量刑,要视强奸情节轻重而定。在该案中,强奸犯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意味着法院认为犯罪情节还是比较轻。那么,该案的犯罪情节究竟算轻还是重呢?

犯罪分子强奸智障少女,比一般的强奸要恶劣,应该从重处罚;被强奸者年仅15岁,尚未成年,量刑应该加重;犯罪分子明知自己患有几乎可以理解为“绝症”的艾滋病,还要强奸,更应该罪加一等。如此看来,应该坚决严惩才对,定格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也不为过。

《刑法》还规定,强奸妇女、奸淫幼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一)强奸妇女、奸淫幼女情节恶劣的;(二)强奸妇女、奸淫幼女多人的;(三)在公共场所当众强奸妇女的;(四)二人以上轮奸的;(五)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

如果被害人已经遭强奸后感染了艾滋病,可以根据强奸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规定,判处犯罪分子十年以上有期徒刑。1月4日,都安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刑庭一名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在判决前已对其做过多次鉴定,“结果都没有显示她感染”,因考虑到未成年隐私问题,并未在判决书上显示。

可是,就算被害人侥幸没有感染艾滋病,也没有理由对犯罪分子从轻发落,法院作出判处五年有期徒刑的依据又是什么呢?都安县法院认为,被告人袁某雷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愿意接受处罚,依法可以从轻处罚。

仅仅因为犯罪分子强奸后自首,就盲目“坦白从宽”,究竟是为了惩罚还是鼓励犯罪呢?即便是做最简单的加减法,也能轻易判断该案应该重判才对,作为法院,又怎么可能搞不明白呢?倘若连这点常识都不懂,又有什么专业素质可言呢?

法律是专门学问,司法工作者要有专业素养,哪怕做不到尽善尽美,也不能背离常识和朴素正义,否则何以伸张正义,何以服众?(文/李蓬国)

欢迎关注公众号“李蓬国评论”。

【蓬国评论】买内衣不合身迎亲被拒,“塑料婚姻”是病根

李 蓬国阅读(210)

1月2日,贵州遵义一段小伙迎亲遭拒的视频引发热议。婚礼上一名疑似司仪的男子介绍,根据当地风俗,结婚时男方要给女方从头到脚买一套新衣服和鞋。但因新郎买的内衣小了,女方结婚前一天晚上要求重新买一套,双方因此发生争执。次日,女方家长拒绝了迎亲,婚礼未能正常举行,只好改为新年联欢。对此,女方曾表示拒接亲并非只因“没有新内衣”,男方做法与回应态度成“导火索”:他直接说买不到,穿旧的不行吗?(1月3日《北京晚报》)

“小伙因买内衣不合适迎亲被拒”事件引发热议,部分网友及媒体评论员认为是“婚俗”“习俗”惹的祸。对此,我不敢苟同。我以为,买内衣不合身迎亲被拒,背后是“塑料婚姻”在作怪。

仅仅因为内衣不合身就拒绝迎亲,导致婚姻无法举行,毫无疑问是小题大做的任性行为、奇葩之举。那么,责任究竟在谁呢?

新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当天是婚礼前夕1月2日24点过,女方家属称内衣不合适,非要立刻买新的。新郎表示,一家人当时就去外面找店买新的,但内衣店都关门了,他们还给认识的卖衣服的都打电话,结果都没有。

因为实在没买到,新郎和女方商量,希望能折成钱拿给女方,如果女方能买到也可以自己买,但是女方不接受,称就要由男方买新的。“我们拿了2万元给女方买衣服的,但最后得知他们没有买,我们才又去给新娘买了她那一身,没有办法,当时已经凌晨了,确实买不到。”新郎说。

这种说法是否可信呢?我认为基本是真实可信的。1月4日,新娘家属回应封面新闻称,目前收了8.8万彩礼和2万买衣服的钱,将在媒体和司法见证下一分不少退给男方。既然新郎家已经给新娘买了衣服,女方为何还要收新郎2万元买衣服钱呢?只能理解为这2万元是新郎家因为买内衣不合身的赔礼钱。

既然女方已经收了买衣服的钱,为何不能自己去买呢?如果实在买不到,为何不能穿旧的呢?内衣穿在里面,如果新娘不到处去说,别人又怎么知道是新还是旧的呢?如此斤斤计较,不依不饶,试问究竟是衣服重要还是婚礼重要?究竟是衣服太小,还是新娘家的格局、胸怀太小呢?

新娘的父亲回应,自己嫁女儿不是为了钱,自己打工二十几年,为女儿置办了丰厚的嫁妆,包括红木家具和现金10万。新娘的母亲则称,作为母亲,只是希望女儿嫁过去是为了幸福,不是受气。关于内衣一事,新娘母亲称,内衣的质量和大小,像是个初中生穿的。“这个寓意对农村人来说,就是不能包容我们家人,任何事情都没有让我们家人走进他们家的这种想法,是故意诋毁我们家。”新娘母亲称。

因为给新娘的内衣买小了,女方就上纲上线,认为“寓意”是男方不能包容女方家人,真是无中生有、无事生非、一派胡言。按这么说,男方准备一场婚礼,就是为了整新娘家?倘若真有这样的恶意,又何必结婚呢?难道是为了让女方家一时不痛快,确保夫妻婚后长期生活不愉快?这分明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还有什么好狡辩的呢?再说,倘若男方买内衣买小了就意味着对女方“不包容”,那么,是不是买最大号的,就意味着“最大的包容”呢?

现实生活中,相当多数的婚姻都不是以感情为主要考量,而是以金钱为衡量。一般而言,男子要买房买车,还要给彩礼,才能结婚娶妻。当然,也有相当部分女方由于自身家庭条件不错,对男方的经济条件要求并不苛刻。可是,由于感情基础没有成为婚姻的首要或者重要考量,不少婚姻在本质上就成了凑合,如果不是为钱结婚,就是为了结婚而结婚。这种“搭伙过日子”式的婚姻,不妨称之为“搭伙婚姻”。

奇怪的是,在“搭伙婚姻”里,虽然双方一开始以为在感情上可以凑合,但一旦生活到一起,又处处不愿凑合,反而是彼此挑刺,互相指责和嫌弃。于是,“搭伙婚姻”最终沦为“塑料婚姻”,说散伙就散伙,“买内衣不合身迎亲被拒”就是典型案例。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离婚率居高不下的重要根源。有些“搭伙婚姻”虽然始终不解散,但也没有多少幸福可言。

欢迎关注公众号“李蓬国评论”。

【蓬国评论】男子因夫妻争吵跳河溺亡:“刀子嘴下留人”是底线

李 蓬国阅读(186)

2020年12月27日上午十点左右,广东惠州市博罗县园洲镇从莞深高速园洲出口的高架桥下,一对夫妻疑因吵架,丈夫一气之下投河溺水身亡,警察和相关救援人员接警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救援,但由于溺水时间过长,不幸溺水身亡,妻子在一旁撕心裂肺痛哭“他还有得救的!”。(据《大河报》)

男子因夫妻争吵跳河溺亡,妻子撕心裂肺痛哭“他还有得救的!”,看到这个令人伤感的场景,网友们纷纷表示:“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现在知道哭了,当时吵架时你很凶吧”“有些女人嘴巴不依不饶的像刀子”。

丈夫因为与妻子吵架而跳河自杀,不能归咎于丈夫脆弱或冲动,否则他根本活不到结婚生子的年纪,早就因为别的委屈而自杀几百回了。丈夫作出这种极端行为,不仅因为对妻子恶语相向忍无可忍,而且借此表达以死抗争的绝望和愤怒。

“刀子嘴,豆腐心”几乎不可能存在,不过是一些习惯对丈夫恶语相向的妻子的狡辩罢了。正所谓“言由心生”,一个人经常怎么说的,心里必然就是那么想的。如果妻子长期、习惯性地以恶毒的语言呵斥丈夫,而且在孩子、外人面前也不加掩饰和克制,甚至在商场、医院、马路边等公共场合像河东狮吼一样辱骂丈夫,那就只有一个解释:她发自内心地鄙视丈夫。因为看不起,看不顺眼,所以才从不考虑他的尊严和颜面,从不考虑他的感受和人格。

一个男人,无论他在事业和做人上多么成功,多么广受尊敬和钦佩,仍然有可能在妻子的心中和嘴里一文不值,甚至连猪狗都不如。女人之所以理直气壮、心安理得地经常性地对丈夫语言暴力,而且从来都是对人不对事,肆无忌惮地践踏丈夫的人格尊严,往往是因为她觉得自己委屈和不平衡。

这种委屈和不平衡,分为对内和对外两个层面。对内,她觉得自己为家庭付出太多,而丈夫付出太少。对外,她觉得自己的丈夫没本事、不体贴,不如别人的丈夫赚得多,不如别人的丈夫会照顾妻子。她在所有女性朋友中找到一个模范丈夫,不仅钱赚得多,而且特别疼爱妻子,甚至把家务活都包了。

她总是习惯性地以“模范丈夫”的标准来要求、评价自己的丈夫,每比较一次,就越觉得自己的丈夫没本事、不体贴,越来越觉得丈夫一无是处,当然在言语上就更加恶毒了。“好言一句三冬暖 恶语伤人六月寒”,这么简单的道理她不可能不懂,但她觉得自己骂丈夫是应该的,因为他该骂。

她从不去想丈夫也在努力赚钱养家,因为她觉得那是天经地义的。他从不去想丈夫在事业上多么成功,从不去想别人怎么欣赏自己的丈夫。她当然更加不会想到,别人的丈夫那么优秀、那么体贴,背后必然有一个尊重他、欣赏他、鼓励他、包容他的好妻子。

在网络上有一个观点广泛流传:“这个世界上最差劲的男人是谁?是很多妻子眼中的丈夫”。抖音上一个叫“陌兽清欢”的女作者,粉丝80多万。她曾发布一个题为“你知道什么是克夫的女人吗?”的视频作品,仅半个月就赢得24万个点赞、7万人转发和2万条评论。其中排在首位的网友留言是“糟了,我老婆就是这样的,条条都中”,该留言获得6000多个赞。排在第二的留言是“全中,谁家不是?”,获得3600多点赞。由此可见,对丈夫讲话刻薄的女人,绝不在少数。

在上述视频作品里,这位女作者列举了“克夫的女人”的几大特征:“一、说话很难听,经常找你的毛病,把你说得一文不值。二、情商很低,把最坏的脾气和最狠毒的一面永远留给丈夫。三、从不认错,永远在责任推卸给你,在别人面前总是说男人的不是。”

上述作者所说的“克夫的女人”强调的是妻子对丈夫恶语相向的必然后果,与封建迷信、性别歧视没有任何关系,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广泛存在的客观现实,否则也不会应该赢得如此广泛的共鸣。她们成功地将一个本该和谐、快乐、温情的家庭变成了充满歧视、怨愤、敌意的战场,而且发自内心、溢于言表地将本该尊重和珍惜的丈夫当作了一无是处的饭桶和仇人。

愿那些自诩“刀子嘴,豆腐心”的妻子,能认清自己的问题,做到“嘴上积德”“刀下留人”。哪怕真的没有爱,也要给丈夫一点尊重、一条活路,给家庭一点温情、一丝和谐,别总是等到无可挽回才悔不当初。(文/李蓬国)

欢迎关注公众号“李蓬国评论”。

【蓬国评论】郭敬明道歉,诚意有多少?

李 蓬国阅读(205)

12月31日凌晨,郭敬明通过个人微博发文称,在这个对生命有重新认知的特殊年末,他想做一个迟到太久的道歉。郭敬明表示,“在今天,我选择面对自己过去的错误,面对我对庄羽女士造成的伤害,面对被我辜负的所有支持我和相信我的读者和合作伙伴,我欠所有人一个道歉。”郭敬明说,“在道歉的同时,我将把《梦里花落知多少》这本小说出版后获得的线上线下所有的版税以及全部收益汇总计算清楚之后,全部赔偿给庄羽女士。”(12月31日界面新闻)

郭敬明在2020年最后一天的零时发文,就十五年前的抄袭事件道歉,并且表示愿意将《梦里花落知多少》的版权收入全部赔偿给庄羽。我以为,郭敬明迟到的道歉虽然颇具“仪式感”,但并无多少诚意可言。

如果郭敬明有忏悔的诚意,绝不可能在十五年后才道歉。倘若当初被他抄袭的作者是八九十岁的老作家,岂不是在活着的时候都等不来道歉?一个人迟迟十多年不道歉,就意味着他早已铁了心一辈子不道歉了。郭敬明之所以在十五年后道歉,并非由于他突然良心发现,也不是因为他在年末“对生命有了重新认识”,而是被迫无奈之举。

2020年12月21日晚,编剧余飞、宋方金等发布111位编剧、导演、制片人、作家的联名信,直指有抄袭劣迹的郭敬明、于正出现在综艺中进行话题炒作,以此追逐点击率、收视率的做法,引起了相关从业者和社会各界的反感,呼吁不给抄袭剽窃者提供舞台,多宣传德艺双馨的艺术家,尊重原创。次日这封联名信上的署名人员增加至156位。

12月23日,新华社就百余位影视从业者联合发表署名公开信抵制有“抄袭劣迹”的于正、郭敬明的情况,进行了深度报道。12月24日,新华社继续追问:谁在给“劣迹艺人”提供粉墨登场的舞台?如何遏制资本把“劣迹”当卖点的不良行径?

正是由于一百多名编剧联名批评以及广大媒体的集中批评,让郭敬明面临前所未有的舆论压力,他才不得不低下尊贵的头颅道歉。

郭敬明表示:“2006年法院判决我的小说《梦里花落知多少》抄袭庄羽女士的小说《圈里圈外》,法院当时做出了判决:1赔偿庄羽女士20万元;2在《中国青年报》上公开道歉,或者直接将判决书内容刊登在报纸上。当时的我无法面对自己的内心,于是在律师问我选择写道歉信还是刊登判决书的时候,年少轻狂的虚荣和抗拒让我选择了逃避道歉,以直接在报纸上刊登判决书来履行法律惩罚。”

郭敬明反复强调法院在判决他道歉上给出两个选择,要么在报纸上公开道歉,要么直接将判决书内容刊登在报纸上来代替道歉。结果他选择了在报纸上刊登判决书来履行法律惩罚。事实上,这不过是他“玩文字”的伎俩罢了。

二审判决“郭敬明、春风文艺出版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在《中国青年报》上公开向庄羽赔礼道歉(致歉内容须经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核,逾期不履行,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将刊登本判决的主要内容,费用由郭敬明、春风文艺出版社承担)”。实际上,法院判决郭敬明公开在《中国青年报》上道歉,这是他应该履行的法律责任。判决说明了逾期不履行的后果,即采取强制执行,直接刊登判决书,且由郭敬明及出版社承担费用。

可是,郭敬明却狡猾地偷换了概念,把拒不履行公开道歉说成是他可以选择的权利。按照这种说法,他根本无需道歉。因为他已经通过拒不道歉,然后由法院强制执行,直接刊登判决书的方式,来“履行法律惩罚”了。这种狡辩暴露出他的道歉并无诚意,实际上是在为自己洗白罢了。

郭敬明表示:“在之后的所有场合,我都一直回避谈及抄袭事件,因为对我来说,它像一个无法愈合的伤口,我不敢撕开,更不敢面对。”事实上,郭敬明并没有把它当作“无法愈合的伤口”,也不存在“不敢撕开”“不敢面对”的情况,因为他早在十五年前就明确表示“绝不道歉”了。

据2006年6月7日《新京报》报道,2006年6月5日,郭敬明在自己的博客上发文首次对官司做了一个全面的回应,他表示:“我会执行法院判决的赔偿和停止销售,那是出于我对法律的尊重。但我不会道歉!金钱、名声,这些东西,真不是那么重要,我都可以给予,惟独道歉,哪怕只是简简单单一句话,也决不会迫于压力而放弃了自己的原则、放弃了曾经创作时的辛苦,放弃了所有依然喜欢着我的文字的人的希望。”

关于道歉一事,郭敬明从一开始就公开表态“不会道歉”,而且“哪怕只是简简单单一句话”。他声称绝对不会“迫于压力”而放弃自己的原则、创作的辛苦和粉丝的希望。难道他的原则就是做错事不认错?他的“创作辛苦”也包括抄袭的“辛苦”?粉丝的希望也包括抄袭者永远不用道歉?

郭敬明拒不执行法律判决,拒不道歉,分明是对法律的藐视,但他却大言不惭地说“尊重法律”,实在是恬不知耻。十五年后,迫于舆论压力,郭敬明终于道歉了。他不仅道歉,而且道歉内容长达731个字,远远不止“简简单单一句话”。试问,这又何尝不是自我打脸呢?

郭敬明迟到了十五年的道歉,毫无诚意可言,不过是对法律和公众的再度愚弄罢了。(文/李蓬国)

欢迎关注公众号“李蓬国评论”。

【蓬国评论】“假的不一定质量不合格”,如此糊涂审案忒不合格

李 蓬国阅读(202)

据上游新闻报道,2019年11月,四川南部县的甄先生花24192元买了9瓶53度飞天茅台酒。他发现这些酒是假酒,将商家告上法院,要求退还购货款并按购货款10倍赔偿。南部县法院一审判决,涉事商家退还甄先生购货款2.4万余元,驳回甄先生要求10倍赔偿的诉求。法院认为,原告仅举证证明案涉9瓶茅台酒系假冒注册商标产品,产品标签与产品本身不符,无证据证明涉案酒质量不合格或存在食品安全风险,故不予支持。甄先生上诉后,南充市中院裁定撤销南部县法院一审判决,发回重审。

“假的不一定质量不合格”无疑是糊涂官判葫芦案的新例。在法院这个庄严神圣的地方,居然作出如此荒唐的判决,实在令人啼笑皆非。

2019年12月5日,甄先生向南部县市场监管局投诉涉事商家玉清商贸部售卖假酒。同日,他联系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李某金,经李某金辨认后出具产品辨认(鉴定)表,结论为:通过外观辨认(鉴定),送辨样品与我公司出厂产品外包装特征不符,非我公司生产,属假冒注册商标的产品。

法院也认为,“原告仅举证证明案涉9瓶茅台酒系假冒注册商标产品,产品标签与产品本身不符”,也就是说,这是假冒产品。中国人都知道,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是违法行为,要追究法律责任的。怎么到了南部县法院这里,“假冒”但质量不“劣”反而有理了呢?

仅从字面上看,在“假冒伪劣”四个字中,“假冒”和“伪”三个字都是强调假冒,难道该法院的法官大人连这点“阅读理解”的能力都不具备?如果“质量合格”“不存在食品安全风险”,就可以假冒别人的商标,那就没有必要搞什么原创和知识产权保护了。

这就好比一些国产品牌的手机、汽车质量不错,销量也很好,当然也满足“质量合格”“不存在安全风险”的基本要求,难道他们就可以随便冒充苹果、奥迪等国外品牌吗?如果华为手机被他人、他国随意假冒生产、销售,假冒产品“质量合格”“不存在安全风险”,难道华为和消费者也不能索赔?

近日,罗永浩方承认所售羊毛衫为假货,将三倍赔付消费者。这说明他知道销售假冒产品是要赔偿消费者损失的,无论该假冒产品质量如何。

根据国家工商总局发布的《欺诈消费者行为处罚办法》第三条的规定,经营者在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时,有销售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商品情况的,属于欺诈消费者行为,消费者可以主张“三倍赔偿”;《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中明确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金”。

销售“以假充真”产品属于欺诈消费者行为,消费者可以主张“假一赔三”。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销售者是可以主张“劣一赔十”的。

在本案中,即便所销售假酒符合安全生产标准,经销商也应该按照“假一赔三”的标准赔偿消费者。但南部县法院判决涉事商家退还消费者购货款,驳回消费者要求10倍赔偿的诉求,也没有要求商家3倍赔偿。试问,这岂不是等于变相支持制假售假吗?

目前,南充市中院已经裁定撤销南部县法院一审判决,发回重审。但愿南部县法院在重新严肃审案的同时,也好好审视有关法官的法治素养,别再误读、误伤法律,别再贻笑大方、侮辱智商了。(文/李蓬国)

欢迎关注公众号“李蓬国评论”。

【蓬国评论】“做思想工作”致拆迁户昏迷,是一种精神虐待

李 蓬国阅读(195)

因为做思想工作就能让人昏迷?这让湖南常德株木山乡韩文村村民韩昌建百思不得其解。他12月13日告诉记者,前天,弟弟韩伟被乡政府工作人员叫去协商拆迁款的问题,但没有谈拢,且在协商过程中其弟遭虐待昏迷。当事人苏醒后也确认了此事。随后,记者联系到了株木山乡党委书记丁志刚,他表示确实因工作需要给韩伟做了七个小时的思想工作,但不存在虐待行为。目前,韩伟的家属已经报警。(12月13日《春城晚报》)

“男子被带去乡政府6小时后昏迷”事件目前真相未明,由于双方说法不一,拆迁户是否遭到“吹冷空调泼冷水”的虐待,有待进一步调查。但可以肯定的是,深夜“做思想工作”长达七个小时,致使拆迁户昏迷,至少是一种精神虐待。

12月12日晚,一则“男子被关乡政府吹冷空调湿毛巾捂脸”消息在网上传播。12日晚,记者联系上该男子的哥哥韩昌建,他称的确有这件事,目前弟弟在医院刚抢救完,整体情况已经平稳。“急救医生说再晚半小时人就没了。”韩昌建说,他对此事感到气愤又无奈,“我弟弟是因为拆迁协调被叫到乡政府去的,人进去的时候好好的,出来就昏迷了。”韩昌建介绍,他弟弟是12日22点进房间开始“谈事情”的,大概凌晨4点被村支书和拆迁办主任送到医院。

到医院以后,韩昌建在病房外被村支书和拆迁办主任拦了下来,“他们说我弟弟不要紧,只是有点抽风,我当时就说那不可能,因为弟弟没有病史,我们家也没有遗传。”

“人进去的时候好好的,出来就昏迷了”“再晚半小时人就没了”,不难想象,受害者必然遭受非人的折磨,才会差点丧命。可是,虽然人已昏迷,但村支书和拆迁办主任却说“不要紧”,言外之意是人没死,就不必大惊小怪。

一个身体健康的人,从晚上八点到翌日凌晨三点,一直被乡镇领导及拆迁工作人员连续、轮番“做思想工作”,然后就出现“手脚抽筋嘴脸歪斜”直至昏迷的突发严重病情,必然是由于身心遭受了非常人所能忍受的折磨。即便没有遭到吹冷空调泼冷水的身体虐待,也很有可能遭到种种精神压迫。

韩昌建证实,弟弟已经转院到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他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人现在就在医院。”医院初步诊断,弟弟入院时患有感冒引起的发烧,意识异常,精神压力过大。神智改变待查,可能为痉挛、脑卒中、颅内感染等疾病。受害人“意识异常”“精神压力过大”,必然是被“做思想工作”长达七个小时的结果。

12月13日中午,记者联系到已恢复意识的韩伟,他对事发细节记忆犹新。“在街道办会议室,他们没有动手,但限制我人身自由,当时给我谈话的有街道办的丁书记,还有村支书张书记。丁书记当时给我说不签字人走不了,他们不让我走。我当时就说‘你们这样做算拘禁我,限制我的人身自由’。他们说‘不管怎么样,你今天都走不了’。”

株木山街道办丁书记接受记者采访表示,12月11日晚的谈话确实持续了很久,主要是韩伟不配合征迁工作。丁书记介绍,“我们征迁工作做了这么多,唯独他这一家吗?征迁是县上统一政策,不是你一家一个政策。征地补偿标准是政府统一规定的,是根据家里房屋的情况计算的,但跟他工作做不通。”“我们的出发点是谈征迁,不是要把他怎么样。”丁书记强调:“我们并不是想把他搞伤,我们目的是谈征迁,我们不是绑架他,想把他搞成怎么样。”

既然地方已经反复跟拆迁户围绕拆迁款谈了很多次,但始终“做不通”他的工作,那么,晚上把人请到乡镇府,轮番对他进行持续8小时不间断的“做思想工作”,目的只有一个,根本不是为了“做通”他的思想,而是强迫他接受。作为正常人,这位拆迁户不可能愿意在深夜一直被“做思想”,在他出现昏迷之前,必然出现种种身体不适,他不可能不提出回家。

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拆迁户被困于乡镇府长达8个小时,直到凌晨4出现昏迷,对方才停止“做思想工作”,足以说明他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都失去自由,处于被非法禁锢和精神压迫的状态。乡政府领导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谈拆迁”,就是迫使拆迁户“配合工作”。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可以不择手段,不在乎是不是“绑架”,也不在乎“把他搞成怎么样”。

12月13日晚,湖南常德汉寿县委宣传部发布通报称,关于此事,汉寿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了联合调查组,对网民关注的问题展开调查核实。希望当地政府实事求是,把问题调查清楚,追究涉事人员的法律责任,还社会以公平正义。(文/李蓬国)

欢迎关注公众号“李蓬国评论”。

【蓬国评论】警察不是万能的,但不敢不会救人万万不能

李 蓬国阅读(182)

近日,安徽望江女孩投河轻生的视频引发广泛关注。网友意见两极分化。有人认为,警察失职渎职,必须受到处理。有人认为,警察的命也是命,不会游泳怎么救?金华市公安局官方微博@金华公安 表示首先为消逝的生命深感惋惜。警察是人不是神,也有职业的局限。不可能承载无限的职能。但既然已抵达现场,已开展应急救援,可以做得更科学、迅捷高效。但对于一个自己生命都不珍惜的人,也无力回天。(12月6日《北京日报》)

关于警察目视女孩投河溺亡事件,不少主流媒体及网友认为“警察不是超人”“警察不是万能的”,主张现场警察已经尽力,不该苛责。对此,我不敢苟同。我以为,警察不是超人,不是万能的,但不敢、不会救人就万万不能。

12月5日,雷阳派出所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场情况并非传言中的“见死不救”,现场水有四五米深,岸边非常陡峭。出警的工作人员皆不会游泳,但都脱了衣服准备营救。消防人员亦来到现场下水施救,最后是警方将其打捞上岸。“现在网络谣言歪曲事实,无良媒体给我们道德施压、道德绑架,警察必须是超人,必须要把人救到。我们也尽力了,真的尽力了。”

四个民警居然没有一个会游泳,已经够奇葩的了。接到有人要投河轻生的警报,居然派出去的都是“旱鸭子”;而且完全不带救生圈、救生衣、绳索之类的救人装备;女孩站在几步之遥的浅水区,没有及时将她拽回来;女孩投河下沉后,“手牵手想去救”……这一系列的严重失误、渎职,足见处警人员既不敢,也不会救人,甚至连基本的常识都不懂。

且不论四个民警根本不会游泳,也忽略其不带救人设备的严重失误,既然民警是准备去救人的,一开始女孩的情绪还比较稳定,有时间对其进行劝说,为何不同时着手准备如果她投河该如何营救呢?现场有围观群众,自己不会游泳,就不能问一下有没有人会游泳,请他参与救助吗?自己不带救生圈、绳索,就不能问一下围观者或者到附近人家借用吗?

连该会的技能都不会,该懂的常识都不懂,连该想的办法都没去想,该争取的努力都没去争取,又怎么好意思辩解“不是超人”“已经尽力了”呢?

关于此事,中央政法委长安剑指出“没有依据事实真相的批评,只会让施救者寒心”,强调“如果不掌握专业知识,仅凭会游泳也无法应付复杂的水域救援工作,更何况是冬季。”金华市公安局也认为“警察是人不是神,也有职业的局限。不可能承载无限的职能。”评论员曹林指出,“可能,没有哪个职业天然就是为了‘以命救命’,每个生命都值得去珍惜”。有网友表示“一定要搭进去几个警察才算是尽力了是吧?”

明明是涉事民警连基本的救人技能、常识都不会,连基本的救人设备都没带,在根本不知道该如何救人的情况下,也没有请求他人协助,已经属于严重渎职。岂能为了证明其“尽力”就扯什么“不是神”“不是专业的”“不该以命救命”呢?按这么说,那些经常见诸报端的勇救落水者的普通人,难道他们就都是“神”,他们都是“专业”的,他们都应该“以命救命”?

事实上,就有不少人认为冷漠的是路人,不是民警。金华市公安局指出:“现场的人员既然有时间拍视频或已发现,在可能或有条件的情况下,可先期开展应急救助或劝阻,而不是‘围观’‘冷漠’看着生命消亡。”虽然围观群众也不是“神”,不是“万能”的,更加“不专业”,也同样不愿意“以命换命”,而且人民警察法规定了警察有紧急救助的义务,普通公民没有,但是事实上,是他们先劝说女孩,而且先跳河救人的。

据澎湃新闻12月6日报道,当地居民介绍,4日中午12点就见到女生在河堤附近徘徊。下午1点,女生走进水中站立了半个小时,在此期间一直有居民上前劝说,直到警察到来后才离开。由此可见,在该事件中,“路人冷漠”也只是臆想,因为一开始就有民众参与劝说。

“女孩子在水中站了很长时间,情绪也挺稳定的。后来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她回头看了一眼警察才扑向水面的。”目击者方先生介绍。他告诉记者,女生扑向水面后曾翻过身把脸部浮向水面挣扎近一分钟,围观居民大声呼喊让警察救人。警察过来的时候没带救生衣、救生圈等装备。女生落水后一名围观群众率先翻过警戒线跳入水中搜救,随后才有一名警察系着绳子下河救人。

围观群众翻过警戒线去救人,更加证明“路人冷漠”不成立,而且也说明不会游泳的民警并没有求助围观者,否则,他们就会被邀请到前面参与救人,而无需翻过警戒线了。

在种种辩护论调中,最令人震惊的是对轻生者的指责。金华市公安局说“对于一个自己生命都不珍惜的人,也无力回天。”有网友说:“思想偏激,受了刺激,想不开的人,想死谁也拦不住!女孩自己寻死,警察出警了,采取劝导等措施了,没能救成功很正常的事,就像给病人做手术,哪有百分之百的成功率?出现意外情况手术失败你也怨大夫吗?”

是的,救人未必能够百分之百成功,但总要百分之百努力去救吧?岂能因人而异?岂能因为他人“想死”就不竭尽全力去救?按这么说,所有轻生者都不应该救,因为是他自己要死的,怪不得别人,而且为了就他,可能还要危急救人者的生命,划不来。

按这么说,医生应该区别对待被送进急救室的病人,如果是好人,就竭尽全力去救,如果是坏人、自杀的或者病得太严重的,就不必太上心、太尽力去救,就算死了,医生也完全可以问心无愧、理直气壮,要么说对方是“自找的”“该死”,或者“我不是超人”“我不是万能的”。(文/李蓬国)

欢迎关注公众号“李蓬国评论”。

【蓬国评论】关于“自来水可燃”事件,专家的说法靠谱吗?

李 蓬国阅读(177)

近日,辽宁省盘锦市大洼区一村民反映自家自来水可被点燃,引发社会关注。盘锦市大洼区委宣传部24日通报称,大洼区对居民反映的“辽宁一村民家中自来水可被点燃”问题高度重视,立即聘请专家分析查找原因,经过深入调查分析,专家认为,该居民所在的四营屯自来水源来自于深层地下水,因少量天然气串入水层,在采水过程中将天然气带到地面,由于近期该区域自来水站的蓄水装置正在进行扩容改造,临时采取地下水直供方式,导致少量天然气进入自来水管网,造成可燃现象。(11月24日《中国青年报》)

居民的家用自来水居然可点燃,如此咄咄怪事,理应查个究竟。当地通报称自来水可燃是由于近期蓄水装置扩容改造,临时采用地下水直供所致。对此,我不敢苟同。我以为,专家的说法基本不靠谱且不负责任。

“水火不容”是常识,天然气也不能溶于水里。之所以会出现“自来水可点燃”的现象,唯一的可能是水源处有天然气,二者组成的混合物被直接输送到了居民家中。要把水和天然气分开,根本不需要经过水厂的加工、过滤处理,只要让天然气自然散发掉就可以了。由此可见,这里的“自来水”可能直接来自水源,水厂不做任何净化处理,也就是“采用地下水直供方式”。

地下水不经过任何处理,除了混入天然气,必然还有其他杂质。大洼区田家镇毛家村王女士称,田家镇和赵圈河镇相隔不远,自来水刚放出来的时候,很多粉质类悬浮物,烧水之后的水壶会很快起水垢,自来水管流出的水有很多浑浊的粉质物在里面,并且有很浓的气体味道。

上述事实印证了专家说的自来水“采用地下水直供方式”。虽然专家在这一点上讲了真话,但同时也撒了谎。专家强调自来水可燃是因为“近期”蓄水装置扩容改造,“临时”采用地下水直供所致。事实上,该区域自来水问题已经长年存在,根本不是“近期”“临时”发生的情况。

“洗手的时候总感觉洗不干净,村里100多家都是这样”,发布自来水可燃视频的村民文女士说,“这种情况已经很久了”,当地自来水公司表示“管不了”。去年夏天,文女士父亲找了自来水公司查明情况。自来水公司到现场并没有查明情况,却说这种情况会少收100多块钱的水费。

据《楚天都市报》报道,大洼区田家镇毛家村王女士表示,他们镇关于用水问题已经反映过多次,问题出现三四年了,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大洼区赵圈河镇一居民称,他们家没有出现自来水点燃现象,不过这边有很多净水器推销商家,他们经常做关于净水方面的讲座,所以村里净水器的普及率比较高。

也就是说,无论是广大村民还是自来水公司,以及到当地推销净水器的商家,他们多年以来都非常清楚自来水有严重的质量问题,并非“近期”出现。

自来水没有经过任何处理就直接输送给群众,已经严重违反了有关管理规定,极有可能危害群众身体健康,自来水公司又岂能长期以来明知不改呢?又怎么好意思继续收群众的水费呢?这难道不是麻木不仁的表现吗?

据央视网视频采访报道,大洼区赵圈河镇自来水服务站站长郑永超,在回答记者“以前是否有过这种情况(自来水可燃)?”的提问时,表示“也有过”,而且是“很久以前”,至少“两年三年”。该站长还表示“没查出原因”。记者追问他有没有“考虑到水源会有特别的情况”,他笑着回答:“这不是我考虑的。”

自来水服务站站长明知自来水可燃已经多年存在,不仅没有相关去整改,甚至不从不考虑要查出原因,实在是无为无耻得很。群众的用水安全、身体健康不是他考虑的,那么,他工作又在考虑什么呢?如此大言不惭、尸位素餐,又有什么脸面对群众呢?

毫无疑问,“自来水可燃”“采用地下水直供方式”根本不是“近期”出现的“临时”情况,而是长年以来人所周知、群众投诉无门的现实。“近期”“临时”的说辞和谎言,就算是专家一人的看法,作为地方宣传部门也不能未经核实就全盘采用。再说,这究竟是专家本人的说法,还是被篡改的结论,也有待调查,决不能因为地方“聘请专家调查”,就把责任推给专家。(文/李蓬国)

欢迎关注公众号“李蓬国评论”。

【蓬国评论】男子被“浸猪笼”,岂能把人当“示众的材料”?

李 蓬国阅读(167)

据@平安电白 微博消息,针对在网上流传的一男子被束缚在竹笼中的短视频,电白警方立即开展调查处置。经查,该视频内容反映的是11月20日凌晨,发生在电白区岭门镇的一宗因情感纠纷引起的案件。目前,电白警方已依法立案侦查,并抓获犯罪嫌疑人赖某明(男,41岁,电白岭门人),其他犯罪嫌疑人正在全力追捕中。(11月21日红星新闻)

实在无法相信,“浸猪笼”这种旧社会私刑竟然在当下“复活”了。我以为,“浸猪笼”的背后,是把人当“示众的材料”的扭曲心态和丑陋人性。

虽然“浸猪笼”是极端个案,但把人当“示众的材料”却时常可见。日前引发热议的女教师因为违反交通规则被迫“电视示众”,就是其中一个案例。这种以“创文明城市”之名对公民人格进行公开羞辱的做法,虽然表面上说得冠冕堂皇,实际上却践踏了文明和法治。

长沙某社区“对卖淫嫖娼人员一律通报单位、社区和家人”,也打着“为净化社会空气,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动听旗号,且声称“已经取得良好效果”。这种以“出发点”和“效果”论是非对错的谬论和做法,不仅践踏了法律,也羞辱了智商。

与上述案例相似,村民将涉嫌当“小三”的男子“浸猪笼”,同样充满了荒唐的道德快感。无论该男子是否当“小三”,是否被“捉奸在床”,都不允许任何人动用“私刑”。可是,从网传视频看,参与这一行动的人们,显然是抱着极大的快乐和道德优越感的,否则他们不会这么兴奋,这么肆无忌惮,这么公开羞辱他人。

他们把上身赤裸的男子,塞进猪笼里,把他泡在池塘里示众。他们没有把该男子当人,只是把他当作猪,因为只有猪才应该进猪笼。事实上,他们把他当作连猪都不如,因为就连猪也不会被“浸猪笼”。

这些自诩道德高尚之人,自我加冕为道德裁判,实际上不过是道德刽子手。他们不仅藐视和践踏法律的尊严,也失去了作为人的正常心态。这种以羞辱他人为乐趣和成就的扭曲人性,必然在社会上助长冷漠无情的“看客”心态。

将近一百年前,鲁迅先生写过一篇题为《示众》的小说,深刻揭露了看客的冷漠和扭曲。他们缺乏同情心,喜欢“拏‘残酷’做娱乐,拏‘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小说写到,当巡警和白背心一出现,有了示众的材料,无聊的看客们便异常兴奋起来,围个水泄不通,不断品头论足。一个老妈子居然为孩子指点着白背心说:“阿,阿,看呀!多么好看哪!”。

不难想象,将男子“浸猪笼”的情景与上述场景惊人相似。无论是把人浸猪笼的村民,还是大量看热闹的观众,他们都以看客的姿态嘲笑那个男子,对他的长相打扮、风流韵事进行品头论足,并从中享受莫大的乐趣。

虽然我国的《民法典》已经颁布,而且从明年开始正式实施,但其中关于“人格权”的重要规定,仍未完全成为社会共识。否则,就不可能发生“浸猪笼”事件,也不可能发生将违反交通规则的教师“电视示众”、将卖淫嫖娼人员“一律通报单位、社区和家人”的情况。

人格权“关系到每个人的人格尊严”,是“民事主体最基本、最重要的权利”。可是,仍然有一些地方,无论是民间,还是地方部门,都敢于公开、理直气壮地践踏他人的人格,可见法治建设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要把人当人,不能把人当示众的材料,这是现代道德的要求,也是现代法律的规定。任何人肆意践踏他人的人格,不仅要受到道德谴责,而且应受到法律严惩。(文/李蓬国)

欢迎关注公众号“李蓬国评论”。

【蓬国评论】派出所长在村民家门口撒钱,本质是权力撒野

李 蓬国阅读(152)

“是他主动索要办案经费,我到纪委反映是上午10点25分左右,他到我家门口撒钱是12点34分。”11月16日,山东临沂郯城县吴清振告诉记者,家门里门外都装了监控,涉事派出所所长撒钱的过程都被记录下来,事发一周后,他还在等当地纪委监委的调查。对此,涉事派出所所长吴某反映回应媒体称,这1万元是吴清振偷偷放在派出所的,是栽赃陷害。11月17日,吴某已被郯城县公安局停职调查。(11月17日《华商报》)

“派出所长在村民家门口撒钱”事件实在荒唐,虽然目前尚无官方调查结果,当事人又各执一词,但我以为,基本可以断定,“派出所长撒钱”背后,就是权力撒野。

该事件发生在村民吴清振家,他家门里门外都装了监控,涉事派出所所长撒钱的全过程都被记录下来。从网传监控视频可以轻易判断撒钱者的身份,对此,无论是警方,还是涉事派出所所长都没有否认。吴所长回应媒体称,这1万元是吴清振偷偷放在派出所的,是栽赃陷害。也就是说,他承认了撒钱者就是自己。

那么,吴所长究竟为什么要到村民家里撒钱呢?吴所长所谓“栽赃陷害”的说法是否靠谱呢?我以为完全不可信。

吴清振表示,那一万块钱是他在2018年5月给吴所长的。就算是吴清振偷偷给的,没告诉吴所长钱放在什么地方,吴所长也没有发现。那么,他又怎么可能在两年后突然发现呢?难道真是巧合?

吴清振告诉记者,2020年11月9日,他去郯城县纪委监委实名举报吴所长索要钱财的情况,当天中午12时25分,吴所长就开着私家车带着钱去他家退钱。吴清振当时不在家,他妻子不知道是什么钱,吴所长也没说是什么钱。吴清振妻子不敢接钱,就把钱扔在吴的车前方,然后返身回家把门反锁。结果吴所长又把钱从门外撒到他家里。

上述情节,并非一面之词,因为有监控视频作证,要查明真相非常简单。再说,如果吴所长真是无辜的,是被吴清振栽赃陷害的,那么,他去退钱的时候为什么不敢把事情说明?这分明是做贼心虚。

再说,如果当初是吴清振偷偷给钱吴所长,吴所长在两年多的时间都没发现,那么,为什么吴清振在2020年11月9日上午到县纪委监委实名举报吴所长索要钱财,当天中午吴所长就去退钱了呢?这说明吴清振送出去的1万元,一直都在吴所长手上,所以才能随时拿出来。吴所长不仅拿了钱,而且根本没打算退,只是由于拿钱不办事被举报,才不得不“退钱消灾”罢了。

如此看来,吴所长所谓“栽赃陷害”的说法根本不成立。相对来说,吴清振的说法更可信。吴清振表示,他在2014年被不明身份的4个男子拿洋镐把打伤,手臂被打骨折,犯罪嫌疑人早已锁定,但六年多时间过去了,案件没有进展。涉事派出所吴所长说“办案需要点费用”,于是吴清振到吴所长办公室给他送了1万元,但送钱后打人者依旧没有得到处理。

吴清振表示他当时用手表摄像头拍了视频,要核实情况应该不难。如果情况属实,那么吴所长就涉嫌索贿和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另外,吴清振上午举报,中午吴所长就退钱,说明当地纪检部门可能泄密,应该严查严惩。

吴清振介绍,他去举报的时候,“接待我的县纪委工作人员用免提给县公安局纪检书记联系,询问案子情况,纪检书记说是我的亲戚雇人打的我,纪委工作人员又问吴所长管我要1万元的事,对方说不知道。”案子究竟为什么拖了六年之久,究竟是谁从中作梗和阻挠,难道不应该查个彻底吗?

“派出所长在村民家门口撒钱”的背后是权力撒野。法治建设在一些地方受阻,公平正义在一些地方打折,归根到底是权力不受制约且“出笼”胡作非为。有关部门应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魄力,坚决清理害群之马,坚决维护法治权威和群众利益。(文/李蓬国)

欢迎关注公众号“李蓬国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