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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国评论】没有舆论倒逼,何来于欢案改判

于欢案虽有详尽的裁判说理,但山东高院的负责人还是作了答记者问。这样做既有司法民主的政治原因,也有法律职业平民化的专业原因。今天已不再是贵族法官高高在上或者法律只属于律师的旧时代。中国司法的政治属性和“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根本要求,已经使司法与媒体(舆论)的关系有了适当调整。如果把回应社会关注当成是屈从媒体压力的“舆论审判”,那也未免过于简单了。(6月24日最高法官微)

最高法虽然强调“今天已不再是贵族法官高高在上或者法律只属于律师的旧时代”,但在事实上仍然没有放下自己的“高姿态”。

于欢案作为一宗引起民愤的错案,如今得到及时纠错,无疑是值得欣慰的,山东高院就于欢案改判做答记者问,回应舆论关切,总结教训,也是理所当然。可是,从“于欢案虽有详尽的裁判说理,但山东高院的负责人还是作了答记者问”的表述中,不难读出其中的“不情愿”,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是:山东高院本来完全没必要答记者问,如今主动答了,算是额外的“恩赐”,而不是“屈从媒体压力”的无奈之举。

最高法的这种心态与山东高院的表态有很大不同。面对“于欢案件给办案机关哪些教育和启示?”的提问,山东高院负责人回答道:“于欢案件是因媒体报道而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一起刑事案件。虽然媒体、网友们对案件的评论各异、观点不同,但绝大多数社会公众都希望二审法院能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公正作出处理。今天,山东高院依法对案件作出裁判,二审审判程序虽已划上了句号,但我们对案件的反思、总结要认真进行。”

山东高院指出“于欢案件是因媒体报道而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一起刑事案件”,也就是说,于欢案改判在很大程度上是“舆论倒逼”的结果,如今虽然已经纠错,但更应认真反思总结。可是,最高法却强调“于欢案将再一次成为中国法治道路上一个新的标志”,强调答记者问是法院“放下姿态”的表现。

由于这种不能心悦诚服地接受舆论监督的心态,最高法至今不能坦然面对彭宇案,甚至为之“抱屈”。前段时间,最高法官微发表一篇《十年前彭宇案的真相是什么?》的文章,试图为彭宇案“翻案”,引起舆论质疑。该文章称:“时隔多年后,彭宇自己也承认当年确实和老太太发生过冲撞。”对此,南方都市报指出:“根据官方报道,‘彭宇案’二审是调解结案,并不对外公开。那么是彭宇授权公开了‘真相’吗?如是,为何不让他自己公开?如不是,官方的公开就是对调解双方隐私权的侵犯。”

回到“彭宇案”一审裁判文书,为之辩护的一众专家都有意无意地回避了这段后来引发激烈争议的文字:“从常理分析,其与原告相撞的可能性较大。如果被告是见义勇为做好事,更符合实际的做法应是抓住撞倒原告的人,而不仅仅是好心相扶;如果被告是做好事,根据社会情理,在原告的家人到达后,其完全可以在言明事实经过并让原告的家人将原告送往医院,然后自行离开,但被告未作此等选择,其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

这完全是“人性恶”的诛心之论,既无事实依据,更与“人之常情”背道而驰,纯属“糊涂官判葫芦案”,岂是谁想“洗”就能“白”的?

今年两会,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指出:“冤错案件的发生,让正义蒙羞,教训十分深刻。”为了“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各级法院应该放下“高姿态”,真诚接受舆论监督,有错必纠、有错必认,方能赢得群众的信赖。(文/李蓬国)

作者系媒体评论员,2016年4月底开始写时评,荣获2016年度红辣椒评论佳作奖、东湖评论佳作奖。个人时评公众号lipengguo123(挽弓搭见ll李蓬国一针见血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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